透过明清江南园林的漏窗，苏州的身影无处不在，而且，它“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段内都位于城市体系的顶端”“是中华帝国晚期江南地区，也可以说是整个帝国范围内，人口最多，最雅致，也是最繁荣的城市”，因而一直是学界“理解明清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关节点”。

　　江南何处？

　　后世的所谓江南，更多承载着的是一代代人浓重的文化记忆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初冬，性喜游历的浙江士大夫王士性，将自己一生万里游走的所见所思编成一部笔记集《广志绎》。

　　王士性没能看到自己的书稿刊刻出版，因为《广志绎》编完的第二年即万历二十六年（1598）他就去世了。不过，他不经意间随手记下一段关于苏州的议论，把当年引领文化时尚的大都市苏州留给了后世：

　　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赝不辨。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卷二·两都）

　　苏州人说雅就雅，说俗就俗，这话自己说不稀罕，但外省人来评价就不一样。苏州在文化艺术圈里的霸气几乎从明中叶延续到晚清，直到近代面向大海的上海崛起。当然，这段笔记另有对苏州文化市场制赝高技的调侃，这里不述。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地理学家的王士性并没有把苏州归入“江南诸省”，反倒是湖广入列。这是因为，自朱棣登位迁都北京后，老都城南京仍保留了一整套与京师相同的国家机构，终明一代没有变化。万历年间，全国行政区划分成两都（京师和南京）加十三个布政使司（俗称省），而苏州府则归属南直隶，由中央直辖，其管辖区域还包括现在属于上海市的嘉定、崇明。明亡后，清顺治二年（1645）改南直隶为“江南省”。但江南省存续时间很短，康熙六年（1667），康熙皇帝纵向一刀，把江南省的东半部取江宁、苏州各一字，称为江苏；西半部取安庆、徽州各一字，称为安徽。从此，行政区划意义上的江南不复存在，地缘文化意义上的江南也因为清廷的如此做派而变成“残山剩水”。

　　杨念群先生在《何处是“江南”？》中揭橥了康熙的“小心思”：“既对江南潜在的文化秩序重建有一种相当强烈的心理认同和期待，同时又不希望这种重建的诠释权仍被把持在江南士人的手里。”①有两件事最有意味：

　　第一件是康熙十六年（1677）五月，康熙皇帝对经筵日讲制度进行改革，把历朝由经筵讲官向皇帝传授儒家经典，改成先由皇帝自己讲，再由讲官进讲。康熙的理由是：只有讲官“敷陈讲章”，“朕心终有未慊”，就是总觉得有不足之处。学习经典，应该互相阐发，才能融会贯通。从此，皇帝和讲官的角色被彻底颠倒。杨念群先生议论说：“经筵讲官不但失去了对儒家经典的权威解释权，而且还极易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帝王意识和思想的修正补充者，而不是思想灌输者。”②

　　第二件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皇帝第二次巡察江南拜谒了明孝陵。不仅题写“治隆唐宋”碑，还徒步走入陵园，弯腰行三跪九叩之礼。“治隆唐宋”看似在颂扬大明朝的功绩，实际上却是在暗示大清在文化上一脉相承，并期待尽快被江南士林认同。

　　明清之际江南士林拥有强大的文化话语权，形成了“道统”与“治统”纠缠的宏大历史叙事，学界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盛，这里不述。仅从地缘而上升为文化视角看，长江奔泻到九江后，突然又奋身北上，直到在扬州一带才缓慢向东南汇入大海。所谓“魏晋江东”“唐宋江左”，进而“明清江南”，实际上是一个区域地理概念。“江左风流”一直留存在文化记忆中。明清好古，士林圈里常复古以示为有文化，如晚明的“江左三大家”偏不称“江南三大家”：两位在苏州，一位在合肥。仅从家乡地理位置看，合肥并不在“江左”。再如“明末四公子”就更复杂，陈贞慧在宜兴，冒辟疆在如皋，方以智在安徽桐城，侯方域干脆在中原河南。但他们都集结在江南士林竖起的“东林”“复社”旗帜下，便已是文化归属意义上的类聚。胡晓明先生甚至断言：“‘江南’乃古典中国的结束与返照，同时又是现代中国的开端与新机。”③

　　或许是清初江南版图被人为割裂，反而激起了心底的深切怀念。因此我以为，后世的所谓江南，更多承载着的是一代代人浓重的文化记忆。余同元先生有一段议论相当抒情：

　　五代宋元时期，苏松常杭嘉湖地区就渐成一个有着内在经济联系和共同地缘特征的区域整体。所谓江南胜景，鱼米之乡，佳丽之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遍地绮罗，盈耳丝竹，千百年来使人神驰梦想；粉墙黛瓦，砖雕门楼，幽深小巷，亭廊楼台，小桥、流水、人家，斑驳的墙院，墨绿色的青苔，烟雨缠绵，风情难解，无不深深镌刻成永恒；天道与人文在这里奇迹般交汇成明媚灵秀的瑰丽画卷，构成地缘江南的人文基础，也是形成中国新文化中心的标志。④

　　透过明清江南园林的漏窗，苏州的身影无处不在，而且，它“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段内都位于城市体系的顶端”“是中华帝国晚期江南地区，也可以说是整个帝国范围内，人口最多，最雅致，也是最繁荣的城市”，因而一直是学界“理解明清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关节点”。⑤

　　苏州“此城尤最”

　　在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各方面，苏州如此深广地引领时尚

　　明弘治元年（1488）正月十七日，一位名叫崔溥的朝鲜官员，在海上遭遇风暴，竟被吹到了中国浙江。在以后的五个多月时间里，他沿大运河一路北上，于当年六月四日渡鸭绿江回到朝鲜。回国后，崔溥将这段意外的旅行写成一本笔记集《漂海录》，为明中叶的中国社会生活留下许多珍贵的一手史料。

　　弘治元年二月十六日，崔溥由杭州、嘉兴一路过来进入苏州府吴江县，十七日，又从吴江抵达苏州城区。明朝的苏州城在这位老外的笔下是这样记述的：

　　苏州古称吴会，东濒于海，控三江，带五湖，沃野千里，士夫渊薮。海陆珍宝，若纱罗绫缎、金银珠玉，百工技艺、富商大贾，皆萃于此。自古天下以江南为佳丽地，而江南之中以苏杭为第一州，此城尤最。（卷二）

　　湖山明媚、景致万丈的繁华苏州让崔溥大开眼界，“此城尤最”，道出了苏州“东南第一都会”的地位。从记述看，崔溥在苏州逛了不少地方，不仅去了城外的天平、灵岩、寒山寺，还去了城中乐桥、阊门。但见乐桥“市坊星布，江湖众流通贯吐纳乎其中，人物奢侈，楼台联络”，阊门码头“楚商闽舶辐辏云集”。他还充满遗憾地表示，因为要赶路，白居易笔下的七堰、八门、六十坊、三百九十桥都没能尽兴观赏。

　　苏州之所以有如此大的魅力，还在于雄厚的经济实力与骄人的文化引领能力。从唐时江南唯一“雄”郡，到宋时与杭州并称“天堂”，用现在的话说，苏州一直是“经济与文化大市”。明清苏州，只要看两个事实就够了：一是苏州提供了国家年税收的十分之一。⑥二是诞生了“百戏之祖”昆曲。

　　汗牛充栋的明清史料笔记中，记录了这座江南“雄”郡大量的社会日常生活细节，无论是追忆还是好奇，无论是研究还是谈资，也无论你是老苏州还是新苏州，都会对文化延续的“历时性”油然生出乡愁。限于本文篇幅和笔者阅读视野，随手从书画诗文、衣食住行诸方面归纳几例，聊以为证。

　　生活在明成弘年间的苏州士子王锜（1433—1499），在《寓圃杂记》中记录了当时苏州的繁华景象，与朝鲜人崔溥到苏州的时间差不多，无非是“亭馆布列，略无隙地”“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但王锜注意到了另外一些日常生活细节：

　　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才辈出，尤为冠绝。（卷五）

　　发达的经济催生了文化的繁荣。所谓“人才辈出，尤为冠绝”，如书画诗文至今拱璧的“吴门四家”沈唐文仇，以及“吴门四才子”唐祝文徐的江湖名声差不多都出现在明中叶。一时“琴棋书画，诗酒花茶”，家居园林的“苏式生活”引领全国。

　　不仅书画诗文，生活用品的工艺也日益精致，终成“苏工”。王士性生活的万历年间已是明晚期，苏州人日常生活的考究已上升到“赏识品第”的境界，并出现了一大批著名工匠。王士性在《广志绎》中继续记道：

　　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盛。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动辄千文百缗，如陆子冈之玉，马小官之扇，赵良璧之锻，得者竞赛，咸不论钱，几成物妖，亦为俗蠹。（卷二·两都）

　　工艺大师们的作品出现了“不问价”的争抢场景。另一位浙江士大夫张瀚比王士性年代稍早，他在笔记集《松窗梦语》中则认为，苏州服饰器皿之所以引领全国，主要原因还是苏州人对日常生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理念，加上苏州人不断能够顺应市场的需求，品牌影响力越来越大，而工艺越来越精益求精：

　　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卷四）

　　“苏样”产品大受欢迎，甚至边远地区也竞相追捧。但苏州人并没有因为供不应求而粗制滥造，反而“益工”，彰显了诚信重诺的品格。

　　钱锺书先生说：“晚明常言‘苏意’”，并引明人王彦泓诗云：如今不作扬州纂，苏意新梳燕尾长。⑦苏式、苏工、苏样、苏意……明清苏州引领时尚被追捧到什么程度呢？

　　山东士大夫于慎行，明隆庆年间官至礼部尚书，他很看不惯京城“朝廷之容”，竟学着江南建筑的“雅素之名”，便在《谷山笔尘》中议论道：

　　吾观近日都城，亦有此弊，衣服器用不尚髹添，多仿吴下之风，以雅素相高。（卷三·国体）

　　“髹添”本是涂漆的意思，用在此处完全就是南北审美观的差异了。但京城人毕竟见多识广，其他地方的追风就有点变本加厉了。生活在清道咸年间的泰州士子丁柔克，在笔记集《柳弧》中记述了两湖之地“欲学苏州而不得法”的情形：

　　当年衣服皆饰窄边，富贵者则镶花边。今则窄边花边皆不行，惟镶宽边，至宽有三寸余者，谓之“苏滚”，富贵家妇女皆好之。（卷三）

　　丁柔克强调说，本来湖北妇女从不穿裙，而这个“苏滚”宽边还不断翻新，真是“变本加厉”。他又记一种叫“背苏州”的妇女发型，先“江南皆梳”，后风靡全国：

　　近日苏州妇人有“牡丹头”“钵盂髻”，后梳长髻，名“背苏州”。有《背苏州》一词最妙，诗曰：“吴鬟且莫唱，越髻且莫讴。四座静勿哗，我歌‘背苏州’。……”（卷三）

　　原诗很长，说这发式让苏杭妇人很有风致，而其他地方学样就有些气质不对。

　　从琴韵昆曲到笔墨苏工，从园林家居到苏式器具，从服饰发型到“苏宴”美食⑧……在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各方面，苏州如此深广地引领时尚，不是简单的“有钱”或“好奢”就可以概括的。这是一种长期累积起来的生活质地，一种深入骨髓自信从容的底蕴，一种长久流淌在血脉中的文化自觉。

　　生活在清康熙年间的吴江士子钮琇，在笔记集《觚賸》卷四中，绘声绘色地记录了苏州籍翰林汪琬那则著名故事。汪琬对同僚说：苏产绝少，一为梨园子弟，另一便是状元。把状元当作苏州的“土特产”。有清一代全国一百多位状元中，大体江南占大半，江浙又占江南大半，苏州又占江苏大半。状元谱系虽与思想渊薮未必关联，但它对苏州崇文重教的底蕴起着基石般的担当。当然，它由此造就的江南士林群体话语权与地缘政治格局，连康熙皇帝都要纠结。而另一个“土特产”昆曲，在雅俗文化的交融共赏中兴盛了至少二百年。

　　易代时的绍兴名士张岱，在著名笔记集《陶庵梦忆》中，记述虎丘的中秋曲会盛况，尤其是夜深人静之后一段，直指人心：

　　二鼓人静，悉屏管弦，洞箫一缕，哀涩清绵与肉相引，尚存三四，迭更为之。三鼓，月孤气肃，人皆寂阒，不杂蚊虻。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一刻，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然此时雁比而坐者，犹存百十人焉。（卷五）

　　三更时分，竟仍有一百多人围坐着静听一人清唱，张岱为此无限感叹，昆曲在苏州，因民众高浓度介入而提升了社会整体鉴赏水平，所谓“使非苏州，焉讨识者”，要不是苏州，到哪里去找这么多知音啊！这样的虎丘曲会，在清嘉道年间苏州士子顾禄的笔下依然鲜活，不过《清嘉录》记下的都只是方志书籍的记载了。这时的昆曲已在“花雅之争”中衰落……晚清苏州名士陈去病在《五石脂》里有一段感叹：

　　佳辰月夕，画船箫鼓，浅斟低唱，此乐最不能忘。今日工昆腔者罕矣，故游兴亦复阑珊，而颇致慨于往昔。

　　当陈去病慨叹“工昆腔者罕矣”时，中国正又一次面临“天崩地坼”的巨大变局。这时，江南一个由临海渔村发展起来的县城正迅速崛起，并改变着称为长三角城市群的格局，它叫上海。一百多年后，中国南部又一个渔村迅速崛起，并改变着珠三角城市群的格局，它叫深圳。上海和深圳，都有着某种历史标识的时代意义。

　　文化记忆留住乡愁

　　这些苏式风俗不少是江南共有的文化记忆，而且依旧在民间流传

　　2012年我写了条“微博苏州史”，浓缩了这座名城的历史演进：

　　泰伯奔吴，伍氏建城。南蛮吴地，尚武轻死。经吴越、楚汉、三国，连输三场，没了脾气。运河通，成胜会，率渐于礼。唐时“雄”郡，宋时“天堂”。明清奢华，领风气，倡时尚。坚船利炮，轰开国门。面向海洋，上海崛起。

　　寥寥一百多字，却是可以写成几十卷厚重的《苏州通史》的。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历史上曾经作为地缘文化标识的江南文化记忆重被拾起。作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时代的江南文化能不能再次成为新的地缘文化标识？在新的城市群中，苏州又该有自己怎样的文化方位呢？

　　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化经历了世代交替和社会变迁之后却仍保持着一致性，或者说文化究竟是以什么样的形式经年累月仍保持本色的呢？欧洲“文化记忆”学派的研究认为，不管是文字还是口传，都是记忆的媒介。但记忆是有选择性的。“文化记忆一般来说是一个群体内所有成员共有的”“以集会为主要形式并伴有仪式和歌舞的节日是广大民众都可以参与的文化记忆形式”。⑨

　　从明清苏州在文化江南的地位来看，我以为，苏州当下的文化方位可从逝去文化精神的历史叙事中获得启示。

　　一是文化引领能力。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特殊的“士”阶层，重然诺，严取予；励名节，长清议。刘梦溪先生议论说：“有‘处士横议’的传统，有‘游’的传统，有‘侠’的传统，有自由文人的传统，有浪漫的诗骚传统，有绘画的大写意传统，有书法的狂草传统等等。”⑩明代江南士林更是利用自己对文化资源的解释支配权和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的地位，通过著书立说、交游结社、清议雅集等传播形式，深刻影响了社会变迁。这其中，苏州士林影响尤大。

　　二是明清苏州雅俗文化的交融共赏，造就了苏州文化多面相的高峰，这是很值得发扬光大的话题。因为，苏州不仅造就了昆曲的高雅，还造就了冯梦龙的通俗。当然，同样造就了《了凡四训》《朱子家训》这类中华经典，甚至造就了顾炎武这样的大思想家。这是文化记忆中最江南的苏州。

　　三是“士商相杂”的社会阶层互动，冲破了所谓“四民”阶层的藩篱，大量商业资本集聚，使苏州成为“十大商帮”创业的大舞台。他们和苏州文化相结合，不仅成就了“贵潘”、环秀山庄“吴趋汪氏”这样的大户人家，更成就了明清苏州开放、包容、务实的城市精神。明万历年间的南京瓦官寺，苏州籍官员王世贞与徽州籍官员詹景凤留下一段谐谑式的对话，被当年的南京士子周晖记录在《二续金陵琐事》中：

　　凤洲公同詹东图在瓦官寺中，凤洲公偶云：“新安贾人见苏州文人如蝇聚一膻。”东图曰：“苏州文人见新安贾人亦如蝇聚一膻。”凤洲公笑而不答。（上卷）

　　清代苏州士子顾禄的笔记集《清嘉录》，记录了苏州一年四季不间断的节日仪式和雅集郊游活动，这些苏式风俗不少是江南共有的文化记忆，而且依旧在民间流传，甚至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文化记忆”学派的观点，如果通过符合时代特征的新节庆活动，留住一个群体内所有成员共有的文化记忆，提升文化引领能力，无疑是一个很有效的形式。

　　注释：

　　①杨念群：《何处是“江南”？》，三联书店2010年7月第1版第86~87页。

　　②同上，第98页。

　　③胡晓明：《文化江南札记》（增补版），华东师大出版社2019年5月第1版第288页。

　　④余同元：《明清社会与经济近代转型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第19页。

　　⑤[美]林达·约翰逊主编：《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序言第3页、第一章第59页。

　　⑥同上，第一章第52页。

　　⑦转引自王振忠：《日出而作》，三联书店2010年10月第1版第479页。

　　⑧余同元先生和他的团队爬梳清代《御膳档》里发现记载“苏宴”的《苏造底档》有105道苏州菜谱。而清宫以地方命名的宴席尚未找到第二家。见余同元、何伟编著：《历史典籍中的苏州菜》，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第401页。

　　⑨[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的形成和建构》，《光明日报》2016年3月26日第11版。

　　⑩刘梦溪：《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三联书店2012年4月第1版第2页。

苏州日报社社长张建雄撰文

榆林日报原总编：高建华推荐